1956年

1月1日 我对欧洲、非洲华侨广播的普通话节目,从这一天起兼顾向我驻欧、非使馆人员广播,播音方式有所不同,重要公报等采用记录速度。

1月4日 以维科斯拉夫?皮尔皮奇为团长的南斯拉夫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梅益局长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广播电台台长伊凡?希比尔向中央台赠送了礼品。

1月 从今年起对外广播发射机已增加到11架,电力达1175千瓦。根据技术力量大大加强的情况,我制订1956年改进对国外广播宣传的意见。包括:一、加强重要新闻(特别是国际新闻)的时效性;二、建立自己的国际评论;三、广泛地开辟报道领域,扩大报道面;四、改进写作方法、编排方法,丰富节目形式及内容;五、加强情况研究和业务学习;六、加强对听众联系,重视节目宣传工作。《意见》提出可直接采用外国电台广播,发表时可加“据某国电台广播”,但只限于兄弟国家和日本电台。还提出可直接摘编外国通讯社消息。在新华社设一名编辑,稿件以电话传递,还提出培养首都采访记者。约请专家、名记者、宣传机关领导人为本台特约评论员。半小时节目按新闻、录音报道、短评、通讯、音乐、文章的方式编排,强调新闻形式多样化。当时我每天抄收美、英、印、日、苏等国电台的广播,并编印《收音快报》,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参考。

1月30日—2月7日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派出记者,当天或主要议程完毕后发综合消息。会后写一篇回顾性报道,专门宣传会议的民主精神。周总理报告分段播发,有关台湾部分台播全用,并用记录速度播出。陈叔通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董必武作《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各摘2000字。每天发消息。

2月1日 周总理对广播局关于建立新台等问题作了批示:“拟同意广播局提出的三项请求。送陈、陈、李、李、习阅后交二办办理。”这三项中的两项同对外广播有关,即“在今年春季委托苏联勘测、设计昆明第一中波台工程,并在1957年或1958年初提交整套设备,以加强对东南亚和对日本的播音;由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设法协助物色外语翻译和播音人才。”

2月16日 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应邀在中央电台发表广播演说。

2月 广播局决定,对台湾广播部主任鲁西良、副主任胡懋德、谭天铎。对外国广播部主任张纪明、副主任张化,日语组组长吴克泰,朝鲜组副组长朴世俣、越南语组副组长叶纪东、缅甸语组副组长蔡时敏,印尼语组副组长薛两鸿,英语组组长赵一鹤、副组长林达光、姜桂侬,俄语组组长于莳;泰语、西班牙语组组长、副组长均暂缺。对华侨广播部主任赵节、副主任葛雨笠,播音组组长郑宁。

3月24日—26日 以《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副台长阮金刚为团长的越南广播代表团一行5人来华访问。29日与广播局领导,中央台有关人员座谈。

4月15日 中埃文化合作协定在开罗签订。协定第8条规定:缔约双方将进行新闻、广播事业方面的合作,互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对方访问。

4月 为适应工作需要,我成立中心编辑部、对亚洲广播部、对华侨广播部。英语组和西班牙语组在9月后合并为对欧美广播部,俄语组也扩充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广播部。干部人数从145人增加到214人。其中日语组由15人增加到30人,节目时间从每天2次共1小时15分增加到每天4次共2小时15分。在听众合适的时间(晚8:15-21:00)安排了45分钟的重点节目;根据日本听众不喜欢生硬的政治宣传的反映,增加了《中国巡礼》和《西游记故事》、《街头见闻》等,受到听众的欢迎。该组举办的《儿童节目》播出简讯、故事、歌曲,以及中国儿童生活,日本好几个电台加以转播,一个月时间就有近百名日本儿童写信来。《中国体育动态》、《中国诗歌朗诵》、《周末音乐会》、《世界各国音乐巡礼》等也很受欢迎。

对华侨广播新增加2/5的新人,先后增加5次普通话节目,共增加播音2.5小时;延长了潮州话、客家话播音时间各15分钟。总计普通话节目从去年每天广播8次,共播音3.5小时,增加为每天13次,共6.5小时。过去对象只有华侨,现新增了使领馆人员、留学生;从前对象地区只有东南亚,现增加欧洲、中近东和北非。在节目内容方面,有关华侨问题的发稿已由过去的15%增加到28%左右,自编稿件由每月2万字增加到5.8万字。过去四种方言只有1套节目,现增加为3套节目。

4月22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我除报道有关筹委会成立和中央代表团活动的消息外,还对西藏的建设和宗教情况作了报道,另外还播送了一篇时事解说,说明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汉藏关系。

5月1日 照例播出天安门群众游行的录音报道。“五一”前后,邀请93名亚、澳、欧、美、非各洲26个国家的外宾发表讲话,谈友好和参观感想,涉及建设成就、宗教信仰自由、妇女生活、青年生活、儿童生活等等。日本电台转播了我播出的“五一”游行实况。

针对外国通讯社、电台大肆诬蔑中国实行所谓“强迫劳动”情况,我台在宣传先进生产者运动和工业成就的同时,强调说明我国工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工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工人阶级自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党和政府对工人福利的关怀等等。

5月 在伊斯兰教开斋节和东南亚各国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之际,我台邀请达浦生、喜饶嘉措、赵朴初等宗教界领袖作了广播讲话,对在我国举行的宗教仪式作了录音报道,并且接受了锡兰广播电台的提议,在有关语言节目中播送了佛言“善意”的一段(内容是呼吁人类和平)。日本电台转播了喜饶嘉措讲话中关于和平和要求禁止核子武器的一段。

5月2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广播局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广播事业发展规划的会上,就农村有线广播、对外广播、电视、降低收音机售价、收听费、加强领导、同邮电部的关系、干部和记者、机构,以及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6月10日—15日 温济泽副局长出席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见。

6月15日—30日 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各语言节目除在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播送大会开幕消息和主要发言内容外,还围绕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决算报告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关于国际形势、我国对外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进行了集中的宣传。配合预算决算报告,组织10篇文章、谈话,从各方面说明我国预算的和平性质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点,指出本届预算对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将要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晚摘要播出(对华侨的普通话放了录音),第二天起,分5段播送报告全文。其中批判“两个中国”一段,在各种语言节目中重播了1至4次(英语4次)。

6月9日—6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审判和释放一部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日广播除播出所有消息、名单、评论外,还播出被释放的17名战争犯罪分子发表的感想的录音,播送了获得释放的54名战争犯罪分子发表讲话的录音,播出三个广播座谈节目(一个谈释放的感想,两个谈参观的感想),还播出战争犯罪分子自己演出的以悔罪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录音。这些广播在日本听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日本电台多次转播了我广播节目,并说“那些战争犯罪分子的讲话,听起来是在真诚地悔罪”。东京听众田边来信说:“听了许多日本战犯的录音讲话后,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罪恶,我坚决要求再不要发动战争。”他还说:“中国给这些人以这样的人道待遇,这对改善日中关系将起很大作用。”东京另一听众富泽来信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好意,把拘留在中国的335名日本战犯释放,我作为日本人实在感激不尽。愿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其他语言广播也都播出了主要消息和评论。

7月1日—7月20日 我国公布处理第二批日本战犯的决定。口语除播出消息(多半为自采)外,还组织所有被判刑的战犯发表讲话或对家属讲话,组织了两个座谈。日本电台大量转播了我日语广播。仅20日,日本NHK和朝日电台就转播6次。日本广播一致称赞我国人道主义宽大政策。在8月份处理第三批战犯时,日语广播组织两名获释战犯谈感想,25人向家属讲话,还组织一次座谈,并请了一些来华探亲的战犯家属谈感想和在华参观印象。

日本很多听众来信继续对我国处理日本战犯的人道主义的宽大政策表示感谢。东京听众柳邦男(原日本战犯)来信说:“听了释放的战犯的讲话和他们演奏的音乐节目,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不知道怎样向中国人民道歉才好,只想望着远方的天空尽量大声哭泣。为了向你们谢罪,我要和这次回国的人们一起努力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并为和平贡献一切。”崎山县岛田道南来信说:“日本曾用武力长期践踏中国人民,对这样的日本人,中国人民伸出来的是友谊之手,而不是报仇。我父亲在中日战争时是一个邮递员,后来在战争中死了。当时我曾决心要做个军人为父亲报仇。现在我已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为了向中国赎罪,我要努力促使中国邦交的恢复。”

7月4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会讨论对国内广播和对国外广播分设为两个局的问题。决定说:“对国内广播同对外广播两个局,中央已经同意分设。分设两个局的意义是要独立进行工作,所以应该有完善的独立的办事机构,目前的对内、对外核心小组应该逐渐发展为独立的编委会。两个局,以创造条件尽早分设为宜。”(编委会记录)

编委会是统一领导对国内广播和对国外广播的。在作出此决议以前几个月,已将编委成员按分工分成两个核心小组:一个是对内核心小组,一个是对外核心小组。对外核心小组的成员有:温济泽、邹晓青、张纪明、左漠野(长期因病休养)。并由副局长、党组和编委员成员温济泽担任对外核心小组组长。对外核心小组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对国外宣传业务。

7月5日 中苏文化合作协定在莫斯科签订。协定第2条第3项规定:双方互派广播、电视工作者互相访问和考察、参加会议和进行学术讲演等。

7月25日—8月16日 全国第四次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新武作了《关于广播事业体制方案研究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梅益作了《让广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结讲话。

8月9日 为了配合在日本长琦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日语广播报道了在京举行的原子弹图画展览的情况。在大会当天,组织了一次特别节目,使许多听众受到感动,有的听众甚至感动得哭起来。日本有十几家电台转播了这个节目。

8月10日 对埃及的普通话广播(供使馆人员收听)正式开播。

8月13日 中朝广播合作协定在平壤签订。

9月3日 西班牙语(对西欧方向)正式开播。1957年12月17日西班牙语节目又增加对拉丁美洲的广播。

西班牙语广播开播后,很快收到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听众的来信,他们说收听情况良好。“清楚得像当地电台一样”。居住在阿根廷的西班牙人马萨里?桑赤斯?卡斯特罗来信,感谢我们开办了西班牙语节目。他说:“你们的声音给了受苦的西班牙人以新的生命。”奥地利女听众索尼阿?T?德?林哈来信说:“过去,每当我们全家收听莫斯科和布拉格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的时候,我的几个小女儿总是要我写信问问北京广播电台有没有西班牙语广播。他们虽小,都很同情你们。我把最小的男孩叫‘漂亮的小中国人’。今天,当我们突然听到北京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的时候,真是高兴得要命。漂亮的小中国人的姐姐们要我立即写封信到北京来。”阿根廷首都的一位自称是“街道上的听众”来信说:“我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每天19点我能在汽车里清楚地听到你们的节目。当我的乘客在听到北京广播电台和听到我们感到稀奇的事情——如中国文字改革、长江大桥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惊奇和高兴。”阿根廷一位听众在听了我台西班牙语节目后来信说:“过去,我把你们的国家当作是一个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但仅仅听了你台的文章和音乐以后,我发现自己是严重地错误了,请原谅我过去的无知。”他还说:“你们的节目是最使人感兴趣的,因为它已经激起了一个像我这样的无知者去深入研究和考查你们的国家的兴趣。”听众加利亚来信说:“数天前,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收听到了中国的西班牙语广播。起初,我不相信,中国这样落后,怎么会有这样强的电力来对西班牙广播,而且在南美听得这样清楚呢?我的同事把北京电台的时间和波长告诉了我。事实是,我的确听到了你们的广播。我的这种想法,相信是这里大多数人的想法,因为这里大部分的报刊都是这样来描写你们的:落后,既无工业,也无发达的文化和进步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着神话和迷信的国家。但是,北京广播给了我一个新的看法:你们的国家很大,在最近这几年里你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飞跃进步。今天,我了解了中国人民,并且仰慕你们。”

9月15日 对近东的英语广播正式播音。

不久又开始了对北美东部的英语广播和对印度及巴基斯坦的英语广播。1957年11月阿拉伯语广播开始后,就停办了对中近东的英语广播。至此,英语节目对6个方向广播,即对东南亚、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欧洲、对北美东部北美西部、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9月15日—27日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各语言广播在开会期间及其前后,及时播发了有关大会的消息、报告和发言的摘要,全文或摘要播送了各兄弟党代表的讲话和贺词,报道了各兄弟党代表团活动的消息。我派出记者参加采访,每天下午5点以后的节目都能播出自采的当天大会消息。毛主席的开幕词是全文播出的;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和其他发言,以及大会决议是摘要播出的;各国兄弟党代表的致词都摘发了;有关语言节目播了对象国家兄弟党代表的全部发言的实况录音。在八大期间,每天播出大会报道约占全部节目的80%。对东南亚英语广播有几天每天延长半小时。日语广播每天增加60分钟;印尼语增加45分钟;对欧洲华侨及我使领馆人员的普通话节目每天增加半小时。由于我报道较为迅速、详细,引起各国电台和通讯社、报社的注意,并经常引用、评论或转发。有的报纸把我广播作为新闻来源。日本电台常常在我广播半小时后摘播我报道,有的还录音后编在节目中播出。如日本电台在9月28日22:10分的《联系世界》节目中转播了毛泽东主席在八大开幕词的讲话录音。这个录音是我台日语广播在20:15分节目中播出的。广播稿除介绍词外,均用我录音。日本《朝日新闻》每天都用很大篇幅登载北京广播的“八大”消息。《赤旗报》也刊登我消息。越南电台、通讯社、报纸每天均采用我消息。

9月27日—10月26日 以苏联对外广播局总局长肖明为团长的苏联广播工作者代表团一行7人应我国广播事业局邀请,来华访问。代表团参加了10月2日北京市彭真市长在颐和园举行的招待外宾的游园会。

9月30日—10月4日 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印尼语组及时播发了有关消息、社论和评论。苏加诺在中国的演讲全部录音播出。连同印尼国会代表团、峇厘舞蹈团访华等,先后作了31次录音报道。据收听雅加达电台广播,我们播出的录音报道,对方大量地转播了。很多听众来信反映收听了这些节目。印尼很多报纸,包括反共的右派社会党人办的《策略》周刊在内,都赞扬我增加对印尼广播时间,并刊登播出时间和波长。雅加达电台转播10次我台广播,并来电致谢。各报也多抄录我广播加以转载。有一位华侨来信说,他每次都按时收听,甚至宁愿放弃一次旅行的机会而留在家里听广播。

11月 中央决定,对国外宣传工作的领导由中央宣传部划属中央联络部。中央联络部通知广播事业局,每两周召开一次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局决定温济泽出席会议,并在对外核心小组会议上表达、讨论、部署。与对内宣传有关的并向对内传达、汇报。

11月11日—1957年2月5日 周总理访问南亚各国。对外广播考虑到新华社消息往往比外国消息迟半天到一天的情况,多用对象国家电台广播消息,只有总理讲话仍用新华社消息。此外,我还适时组织对各个被访问国家的友好广播,例如有关两国友好往来的讲话和音乐等等,以加强访问时的友好气氛。还派记者前往芒市采访中缅边民联欢大会,在缅语节目中播送两国总理讲话录音。

11月29日 北京广播电台致电向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本歌声》(12月1日—3日)1956年会演大会表示友好的祝愿和敬意。贺电说:“你们的运动在保卫和平和发扬日本优秀的民族文化、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和发展世界和平运动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你们创作的优秀歌曲《东京——北京》受到了中国人民热烈的欢迎。它已经成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浓厚友谊的歌声。我们热烈地祝贺你们在这次会演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12月15日 柬埔寨和老挝语广播正式播音。

12月25日 圣诞节期间,我台组织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士向国外听众祝贺,并采录宗教仪式的实况广播。

12月 广播事业局《关于对国外广播的目前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现在共有14种语言广播,其中外语9种。每天共播音19小时30分(俄语节目寄送不在内)。(如加柬语和老挝语节目应是16种,再加有些节目延长时间为22小时)。每天广播稿为2万字,其中根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改写的约占80%,另20%为自采自编。1956年“五一”“十一”邀请外宾323人发表讲话。除直播外,据1-11月统计,共寄给29个国家电台录音报道55个、讲话录音55个、广播稿267篇(一篇稿寄给几个国家,如按内容不同统计为36篇)、音乐磁带516盘,约118小时。日本、越南等国广播电台经常转播我广播或采用我消息。在7月20日一天中,日本电台就转播6次我台播送的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消息。印尼、尼泊尔电台也转播过我广播。日本、缅甸、芬兰等国的报纸和一些华侨报纸也采用我消息。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10月,仅日本《朝日新闻》就采用我台新闻451条(同一时期该报用新华社新闻181条)。

12月周恩来总理同意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在昆明建设1000千瓦对外中波发射台,并选用国产设备,由我国自行设计安装的计划。这个发射台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开始广播。这是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发射台之一。

本年度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对外广播的大功率短波发射台在北京郊区投入使用。这个发射台在建设过程中得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

本年度收到62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15284封。

本年度又有6部120千瓦发射机投入使用。

本文引自《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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