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1月1日 发新年专稿13篇,主要有:《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参观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三次核试验成功电影录音剪辑》、《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和制作出售毛主席像纪念章的事迹》、广播谈话:《谈谈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等。

同日 对外部联络员与业务小组联席会议认为:目前对外部各部组和原有领导已失去群众信任,不能再领导宣传业务工作。有的已被群众“罢官”,有的虽未“罢官”,但不敢负责,急需建立各部组临时业务小组,领导日常的宣传工作(亚洲部、非洲部更为突出);对外部的业务小组班子也要建立起来,现只有3人。要求有业务小组的部门,实行集体审稿。

1月3日 对外部业务小组拟定《第一季度国内问题宣传要点》。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国内问题宣传,开办《毛主席著作选播》(包括辅导材料)节目,向国外听众深入地、准确地介绍文化大革命;还提出宣传要大破四旧,即剥削阶级旧思想、旧作风、旧制度、旧领导;要大立新思想、新作风(雷历风行,说干就干,领导由革命群众选举;实行政治、业务民主,群众当家),新制度(集体审稿、由群众讨论审定)。

同日 朝鲜停止播送我寄送的广播节目。

1月11日 中央文革电话通知:中央决定由王力、席平铸、胡痴负责《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等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

同日,王、唐、胡接见广播局一派群众组织。唐平铸说,播大文章,要反复地播,要打破旧框框,要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新秩序。王、唐、胡都强调一些重要东西,要全文播出,不搞摘要,免得他们(敌人)歪曲。

1月14日 北京市台播出“夺权声明”《告首都人民书》后,引起了外国通讯社和报刊的普遍注意,纷纷报道此事,并作了一些猜测和评论。从这些反应看,除一家报纸的报道外,普遍把北京市台这次夺权误为广播局、中央台和北京电台同时再次被夺了权。如日本《产经新闻》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消息说:“北京电台已经被红卫兵接管”。瑞士《洛桑论坛报》1月16日的标题是:“北京广播电台被红卫兵接管”。英国《金融时报》17日报道说:“北京电台像中国其他许多广播电台和报纸一样,显然在过去数天被他们的工作人员接管了”。

1月17日 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诬陷丁莱夫是“敌人”,并挑动派性斗争。

1月29日 英《星期日电讯报》刊登外交记者的《中国加紧对俄国的广播战》。该报道说:“北京电台突然把它的俄语广播增加了1倍多”,“现在一天总计约翔小时,这儿乎是俄国的华语广播的3倍。”并说莫斯科电台已奉命干扰中国的广播。

1月30日 对外部业务小组与联络员联席会议决定,国际部、国内部、音乐部、听工部4个发稿部门实行联合办公。强调要把宣传大权真正掌握在“左派”手里。各部组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打破各部旧框框的束缚。2月3日,四个部正式合并,成立5个宣传小组:即新闻组、毛主席著作宣传组、文化大革命宣传组、音乐组、调查研究组。

1月31日 民主德国广播委员会致函我局,邀我派代表参加定于3月29日至4月1日在柏林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广播会议。自1962年起我已不派代表参加。经请示对外文委,仍不参加。

1月 经对外文委和外办批准,我局再次向《世界无线电与电视手册》继续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抗议。

同月 我局向邮电部申报对外广播1996年冬至1967年春季频率时间表,分别发给罗马尼亚、苏联、民主德国和匈牙利等国,要求他们进行收测。这是根据有关国家邮电部长会议的决议进行的项目。

同月 对外部成立由一派群众组织掌权的勤务组(后称联络组),成员有王振华、屈家炎、李人揖。这个班子工作到12月。

2月3日 北京电台增办《毛主席语录》节目,并要求各语言组采取慢速广播。

2月4日 我局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团转去比利时听众R?FEYAERTS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而寄赠的100法朗(比)。以后又连续5次各转去100法朗(比)。

2月17日 我驻刚果(布)使馆来函告,我寄去的节目对方电台基本上全部采用,质量甚好,内容也很好,极受听众欢迎,并提出增加介绍中国常识、科学新成就等专题节目的建议。

2月26日 菲律宾马尼拉报纸曾经报道,在菲律宾,越来越多的经常收听我菲语广播,菲当局对此“毫无办法”。

2月 我局经请示对外文委和国务院外办,对苏联暂不主动停寄节目。寄送节目是1961年双方签订的广播电视协定的第一条规定。

3月1日 美《杂艺》周刊说,美国新闻署署长伦纳德?马克斯说,中国每周广播1200小时,居世界第二位。

3月14日 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新共领导塔丽?史密斯分别就我台英语节目播出大量“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社论和毛主席著作提出意见说:许多新西兰听众已经不听北京广播了,因为很多东西他们都听不懂。北京电台宣传和解释毛主席的语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材料加以说明,没有任何关于如何活学活用的指导,而只是按语录本的顺序机械地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3月24日 西班牙语专家马尔丁斯对我节目提出意见。他认为,我们宣传上有很多东西是收不到效果的,“红海洋”现象严重。宣传不看对象,不考虑听众是否听得懂,生搬硬套。如关于夺权问题,甚至连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专家也不理解。又如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夺权,许多外国电台就说北京已在军队控制之下,一片混乱。许多名词术语,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加解释,听众是听不懂的。

3月25日 我局请示对外文委,鉴于加拿大广播公司技术部在广播频率表上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拟停止向其寄送我频率表。4月1日经对外文委批准,停止向加寄送有关资料。

3月31日 播出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局宣传小组强调,“戚文是方针性、纲领性文章,吹响了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的进军号角”。4月1日至4日,播发一般反应,4日后组织工农兵和各方面代表人物写文章,发表广播讲话。

4月12日 我局发函通知我新华社驻突尼斯分社,鉴于突公开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暂停向突尼斯电台寄送广播节目。

4月13日—15日 泰国宋干节(泰新年),泰语组制作40分钟的特别节目。内容有贺词、泰爱国阵线驻国外代表帕茶的讲话、诗歌:《普满颂》、4首用中文、泰文演唱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语录歌及泰国革命歌曲《革命的普满山》。

4月19日 我局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团转去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日本山黎县南巨摩郡增穗町日中友协南巨摩支部(正统)理事长渡部英雄通过北京电台转赠的。

4月下旬-5月下旬 北京群众举行两次为期3天、有成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两次各有10万人参加的集会,声讨和抗议印尼当局反华排华活动,以及港英当局血腥镇压我同胞的暴行。为加强宣传报道,华侨部、印尼组、英语组和对外新闻组合作组成临时采访班子,共采制12篇稿件,其中录音报道4篇、大会录音报道2篇、外交人员赵小寿和工会徐凯讲话各1篇。

4月27日 我局致函驻马里使馆,今后每月寄马里的文字专题节目将由4个增加到6个,加上原有的音乐节目,每月平均7个。马里是我对外寄送节目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几乎每个节目都播用。

5月1日 国际劳动节当天采写两篇录音报道:1.毛主席和北京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2.毛主席同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和五大洲国际友人欢渡“五一”之夜。稿件由集体讨论定稿。

5月22日 我向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联、叙利亚、伊拉克等22个亚洲国家的电台寄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选曲录音带。

5月23日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我台除重点编发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消息、社论、评论、文章外,各语言节目还重播《讲话》全文或摘要。播全文的有英、法、俄、西、日、华侨广播。此外还播出解说性文章:《谈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等等。

5月广州暨南大学、华侨补校侨生接待站和三元里归侨接待站有关我对印尼广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在对90多人次的8次座谈会中,来自爪哇、棉兰,巨港、安汶邦加等地的侨胞反映,我台听众主要是进步的大中学生、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华桥、知识阶层,还有海军陆战队、印尼高级官员等。印尼人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一个问题还没有弄懂,又出现一个问题,搞得很乱。他们对批《修养》不理解,不知道它错在哪里。听众喜爱国际新闻,但太少,也不及时。印尼劳动人民对我台反映亲切,说“北京电台是我们的朋友”。说北京电台有自己的风格,一听就知道。

同月 美国出版的1967年《亚洲手册》中,载有《亚洲的广播事业》一文,说我对亚洲广播凌驾各国广播之上。

西德半月刊《电波评论》注意我中波广播在欧洲可以听到。

6月1日 经请示对外文委,减少向保加利亚、古巴等国寄送广播节目的次数,对保停寄合成节目,广播文字稿由每月5至6篇,减少为3至4篇。

6月初我向阿联、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科威特、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电台寄送《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美斗争》的广播特别节目。通过我驻苏丹、索马里、突尼斯使馆向3国电台寄送了同一节目。

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又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那里有无际,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不是十分,不是百分,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不也不要,统统勾掉了。(总理插话:有个问题,把国内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我们自己。应研究一下,对外既不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和不同特点)。

在对照学习时,大家认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广播内外不分,不看对象,生搬硬套,无的放矢,外国人听不懂。

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各语言节目播出了《总参、总政在北京举行建军40周年招待会》的消息,以及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解放军报》社论:《军民团结,共同对敌》等。

8月21日 印地语和英语开办每天各1小时对印度记录新闻广播。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各语言广播陆续播发了消息和文章摘要。姚文元要求对华侨广播全文。

10月1日 国庆当天除采制30分钟和20分钟的录音报道外,还有3个特写:《毛主席是7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欢腾的国庆节日之夜》。国庆前后共发国内专稿20篇,主要有《革命大斗争大批判中的北京》、《国庆前夕的北京》、《翻天复地的一年》、《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国际专稿4篇,主要有《在京的各国朋友谈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体会》、《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等。

12月7日 中央决定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共7条。决定说:“军管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对广播事业局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中央派刘路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组组长,主持广播局的工作。

12月 军管时期,对外部军管小组成员有:毛德厚、刘淑芳、丁风歧、张福正。这个班子一直工作到1973年。

12月16日 对外部举办安全播音学习班,历时1个月。各语言组普遍建立了审听制度。

12月 国内部新闻组在12月份发新闻60条,平均每条976字。内容空洞,抽象,政治术语太多,但都不能删。

本年度听众来信急剧下降。仅收到124个国家和地区的44937封来信,为上年的37%。

本文引自《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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